肇嘉浜路本不是路，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浜，北岸系徐家汇路；南岸乃斜徐路。195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治理肇嘉浜，经过3年施工，全线填平，共耗资754万元人民币。河浜两侧的徐家汇路大部分和斜徐路则合并成肇嘉浜路。原居住河边的1704户居民迁入漕溪新村。

不少在当时开设在肇嘉浜两岸边上的工厂，随着两条姓“徐”的路并入肇嘉浜路，其门牌号码也随之发生根本性改变，即原来是两“徐”路多少多少号，现在叫肇嘉浜路多少多少号（中国铅笔厂并未回到斜徐路原地，而是移至东汉阳路；上海铅笔厂所在的位置恰巧没有并入肇嘉浜路，所以仍然在徐家汇路上），譬如原来位于斜徐路上的“五洲固本药皂厂”、位于徐家汇路上的“中国唱片厂”等等。无意之中，肇嘉浜路干了“鹊巢鸠占”的事情。

“雄”冠国内唱片业的唱片

肇嘉浜路很长，从东头的瑞金二路（北）瑞金南路（南）起步走，闲庭信步一路经过陕西南路、嘉善路（北）大木桥路（南）、襄阳南路、太原路、小木桥路、岳阳路（北）枫林路（南）、乌鲁木齐路（北）东安路（南）、高安路、吴兴路、宛平路（北），来到徐家汇公园。

公园深处绿树丛中掩映着一幢小洋房。走近发现小洋房红瓦坡顶，四周墙面砌红砖，一身红，因此上海人叫伊“小红楼”。小红楼原属于百代唱片公司，底楼是录音棚及歌手休息的客厅；二楼是音乐编辑们的办公室；三楼是公司老板、法国人乐班萨的起居室。

因为小红楼曾经见证了中国流行乐坛近百年历史沧桑，曾经录制了许多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唱片，曾经接待了不少对中国音乐发展举足轻重的人物，乃中国唱片史的标志性建筑，所以在2002年徐家汇绿地改造时，小红楼作为百代唯一的历史遗迹保留了下来。

百代公司的前身系柏德洋行，于1908年由乐班萨创立，专门代理法国百代公司出品的各式留声机、唱片等，经营地址四川路（今四川中路）99号。1910年4月改名为百代公司。1915年初，乐班萨决定在上海购地建厂，厂址选在徐家汇路1099号（今肇嘉浜路1434号），两年后工厂竣工投产。

作为中国第一家唱片厂，以生产钻针粗纹唱片为主，片纹由外向内，片心处印有鲜明、红色的“雄鸡”商标，那就是俗称的百代“红片”。从此，红色的“雄鸡”商标声名远扬。

而唱片制作本土化，令百代公司的事业驶入了快车道，每年有大量新唱片推向社会。为了开拓新的市场，百代公司不断在新录制、新发行的唱片中加入新元素。1927年，黎锦晖开始创作一种全新风格的歌曲，既适合人数日增、充满活力的城市居民欣赏口味，又带有比较浓厚的商业化气息。这是中国现代流行歌曲的发端，开山之作为《妹妹我爱你》和《毛毛雨》。

两首描写爱情的歌曲，由黎锦晖的女儿黎明晖首唱后，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间一夜走红。生意经嗅觉灵敏的乐班萨对此现象及时做出反应，力邀黎明晖前来录音，并由百代公司以“特别新曲”名义于1927年12月15日发行。该唱片是中国最早公开发行的流行歌曲唱片，为中国唱片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20世纪30年代，百代公司职工人数上千，年营业额约为法币100万元，当之无愧成为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唱片制造厂，许多大牌歌星都以能在小红楼里录制唱片为荣。

 

随着国语流行音乐逐渐兴盛，唱片销售一片繁荣。作为唱片业龙头老大的百代，录制的唱片种类最多、最受欢迎，几乎囊括了流行音乐唱片七成以上的市场份额。打开当时的报纸，差不多每天都可看到百代的大幅广告。而沪上的一些广播电台，也几乎不间断地在播放百代的唱片。百代唱片销售量曾创下一个月超过10万张的记录。

 

那年月该公司的宣传广告语是：“当代名歌全归百代，影坛俊杰尽是一家。”沪上流行歌坛最负盛名的歌星如周璇、白虹、姚莉、李香兰等，均隶属于百代旗下；红透半边天的影星如阮玲玉、胡蝶等，也纷纷前来为百代一展歌喉。1931年，聂耳开始在百代公司担任音乐编辑。而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插曲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于1935年在小红楼里录制的。

 

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甚至21世纪，国内很多音乐人依然将小红楼作为录制唱片的首选。像陈燕华的《燕子姐姐讲故事》，罗大佑《恋曲2000》里的弦乐、合唱部分，巩俐的第一首歌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的插曲等等。

从1946年至1949年5用，百代公司又录制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唱片。不过自1948年起，公司经营每况愈下，遍布全国各地的百代销售网络被战火撕得支离破碎，营业额也大幅下滑。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百代公司即以唱片销路不良等为由，宣布停业。1952年1月，上海唱片厂在百代公司的原址上成立。之后，该厂对外称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

“钱”途光明的橡胶制品

1926年2月，旅日侨商、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余芝卿一次性出资8万银圆，委托助手薛福基、吴哲生等着手筹建橡胶制品厂，并邀请日本一家橡胶厂负责培训制造橡胶套鞋的技术人员，以及提供全套机械设备。

1927年，余芝卿在徐家汇路1102号租地27亩建造厂房。同年夏天，特聘日本人加藤芳藏指导在日本实习的中方人员，还同时登报招聘技师，来华安装设备。经过长达两年多的前期准备，一家完整的橡胶制品厂于1828年10月30日建成投产。

 

刚开工时，厂里每天只能生产大约80双套鞋和跑鞋，且产品质量不够稳定。厂高管审时度势，立刻决定聘请洋技师，逐步改进产品质量，结果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略有起色。之后，厂里根据市场销售情况，扩大生产规模，且陆续生产部分人力车胎等橡胶制品。

 

建厂初期，厂名定为“上海橡胶厂”。但是余芝卿嫌企业名称范围较窄，不利于将来发展空间，将厂名更改为富有民族特色的“大中华橡胶厂”。而产品的商标，由余芝卿拍板叫“双钱”牌。

1929年初，厂里呈请注册商标。同年10月23日，“双钱”牌商标经审定并核准，获得《商标局商标注册证》。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同行的非法假冒，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大中华厂还向商标局同时呈请注册与“双钱”牌商标名称和图案相关的“单钱”牌、“古钱”牌和“金钱”牌等叫法。

 

由于厂高管狠抓产品质量，“双钱”牌各类橡胶制品出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投产第1年盈利20万元。后来，余芝卿等高管决定分散风险，将工厂由独资改为合伙经营，并于1930年盘进交通橡胶厂，作为大中华橡胶二厂。次年，该厂吸收社会股份，使得工厂资本增至110万元，职工人数扩大到2200名。

 

1931年9月，大中华先后购买日商泰山厂和春华厂，分别改名为大中华橡胶三厂、四厂，老厂则称大中华橡胶一厂。同年12月，厂里资本扩至200万元，并发行股票，成立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种类由初创时期的套鞋、跑鞋、人力车胎，扩大到球鞋、晴雨鞋、长筒靴、车胎、热水袋等等，成为20世纪30年代国内民族橡胶工业资本最雄厚、生产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大型橡胶制品企业。

 

那年月由于汽车轮胎技术要求高，国人还无法生产，国内市场上的橡胶汽车轮胎是清一色的洋货，因此价格高高在上。于是余芝卿等率领公司技术人员，自1932年起，开始研制国货“双钱”牌汽车轮胎。

 

1933年初，余芝卿通过朋友介绍，向日本中田铁工厂购买生产汽车轮胎的设备。尽管该设备及运输费相当昂贵，但为了早日制造出国货汽车轮胎，余芝卿与别的厂家协商后，狠狠心花高价买下。出于慎重起见，厂里不急于把该套设备马上运回国内，而是先将设备留在日本当地做实验性生产，以便了解该设备的使用性能、操作技术等，并按照自己的生产需求对设备进行必要的改进。经过努力，大中华于1934年10月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国产优质的“双钱”牌汽车轮胎，其价格仅为洋轮胎的三分之二，成为中国轮胎工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因为“双钱”牌轮胎打破了洋轮胎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世界轮胎制造大国中的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纷纷为之震惊。同年，余芝卿从日本购进一套制造人力车胎的二手设备，安装后即投入生产。1936年，大中华橡胶厂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只飞机轮胎。

 

自1931年起，大中华橡胶厂生产的胶鞋先后获得时任上海市政府的优、特等奖状和上海市商会荣誉奖状。1935年，“双钱”牌轮胎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览会”展出，并获特等奖状。

 

新中国成立后，大中华橡胶厂按照人民政府的要求，主要生产军用“双钱”牌棉胶鞋等国家急用物资。1954年，厂里响应国家号召，率先实行公私合营。20世纪80年代，大中华橡胶厂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改造，生产出“双钱”牌全钢子午线汽车轮胎，并出口到全球许多国家，实现了余芝卿早年提出的中国橡胶轮胎产品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宏伟夙愿。

 

“固”守国货市场的肥皂

 

固本肥皂是许多市民至今仍在使用的国产日常生活品。该牌子是1908年开设于斜徐路（今肇嘉浜路1001号）德商固本肥皂厂的主打产品。1919年，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项松茂在对国内肥皂市场的精心调研后，得出这是发展中国民族肥皂工业的大好时机，于是积极策划筹备自己办肥皂厂。

 

1920年初，固本肥皂厂的德国老板和德国技师，应德国政府急召回国。而该厂虽然已被买办张云江接盘买下，并易名张云江肥皂厂，不过生产了一段时间，经营不善、业绩不佳，面临重大亏损。因此张云江四处寻找买主，急于早日脱手廉价出让。项松茂通过业内人士得知后，不免心动。但项松茂的一些同事却因前车之鉴，主张慎重考虑收购。

 

项松茂力排众议决定用事实来定夺。他邀请在美国留学的制皂工程师，前往该厂进行实地考察。经过仔细查看后，专家认为该厂的锅炉供热、动力设备以及制皂机器均系德国原装进口，运转良好，无须多虑，只要做好今后产品销售，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且制皂机器还可用于制药，实为一举两得之生意。意见统一，收购敲定，最后项松茂以12.5万两银子同张云江谈妥买下。

 

1921年9月，项松茂将工厂正式更名为“五洲固本药皂厂”，并正式开工生产。产品商标名称采用“1+1”的形式，即项松茂原有企业名称“五洲”，加上德商原有产品名称“固本”。结果一个崭新的“五洲固本”牌肥皂横空出世。不久，项松茂又陆续收购了中华兴记香皂厂、南洋木塞厂等企业。为了扩大肥皂的生产规模和产品种类，项松茂还先后注册了“西美女”、“高花”、“玫瑰”、“绿树”、“兰花”、“富贵白头”等牌子的商标。

 

1921年“五洲固本”肥皂上市后，便迅速畅销全国各地，家喻户晓。因为“五洲固本”肥皂产品质量优良、价格适中，引来国内同行的仿冒，且费尽心机炮制出诸如“玉州固本”、“五洲国本”、“五洲因本”牌等各种似是而非、仅仅一字之差的商标产品，对“五洲固本”牌产品的销售带来极大冲击。

 

更为严峻的考验来自洋商同行的激烈竞争。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雄厚的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很快成了五洲固本药皂厂的强劲对手。该公司在中国创立时间较早，生产的“祥茂”牌肥皂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有着较为稳定的基础。但为了遏制中国民族制皂工业的发展，英商经常采用削减产品原料、压低产品售价等最为原始的竞争手段，来迫使国内华人同行因无利可图而自行放弃。

 

同样，英商眼见“五洲固本”肥皂销路日长夜大，便使出类似花招，企图强逼新生的五洲固本厂改行或关门。面对英商咄咄逼人的攻势，自1924年起，五洲固本厂的账本上出现了一定的亏损，但项松茂采取堤外损失堤内补的策略，将其旗下的五洲药房生产销售的“地球”牌药品的部分利润，补贴给“五洲固本”牌肥皂。如此，“五洲固本”肥皂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没有被英商扼杀，艰难地生存下来。

 

经过几番价格、产品和商标的较量，英商的“祥茂”牌肥皂始终未能压垮五洲固本厂的“五洲固本”肥皂。后来，“日脂社”的日商蛮横要求项松茂的儿子项绳武实行“中日合作”，共同生产肥皂以及使用“五洲固本”牌商标。厂方一眼看穿日商的险恶用意，断然拒绝了日商的所谓“合作”要求。日商无计可施，只能耍赖，抢先一步，公然利用厂里的存余原材料，招工生产仿冒的“五洲固本”肥皂，用来欺骗不明真相的消费者。

 

面对日商损坏“五洲固本”肥皂名声的动作，厂方一面以美商华利公司的名义登报，公开说明冒牌商标的来龙去脉，一面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建造厂房，重新生产。厂方还特意在“五洲固本”牌商标图样的荷花叶上加印“小沙渡路出品”字样，并登报广而告之消费者，看清商标不要上当受骗。受到五洲固本厂的有力抵制后，日商无可奈何，只得将其生产的肥皂商标改为“五星”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