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观展丨中外文化汇于好书，中外好书汇于藏书楼~
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是见证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文献中心，其丰富的中外文献资料既展现了中西四百年来文化互动的宝贵成果，也展示了上海在近代化进程中吐故纳新的创新成就。本次主题文献展撷取部分馆藏，供读者管窥中西文化交流的片段。
近代上海的外资出版机构
1843年12月23日，英国文化学者麦都思于上海创办墨海书馆。此后，天主教土山湾印书馆创设，新教美华书馆迁来，广学会继而兴盛……上海成为外资在中国投资出版业的中心城市之一。
▲土山湾印书馆的中国工匠
1876年，英国人美查（Ernest Major）的点石斋石印局开业，嗣后又有日本商人创办修文书局和乐善堂书局，别发洋行的异军突起，以及报业龙头字林洋行的辉煌……
▲别发洋行的徽记
这批外国人主办的出版机构，带来了新的印刷设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也带来了西方文化，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同时还大大刺激了中国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为近代上海成为中国的出版中心奠定了基础。
▲《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中，关于“美华铅字”的报道
近代上海中国出版机构
▲商务印书馆的徽标
随着上海开埠后的城市发展，印刷出版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直至形成近代上海赫赫有名福州路文化街。中国出版机构在上海的兴衰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出版业的一个缩影。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南洋公学译书院这样的官办出版机构，尝试引进西方知识，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推波助澜。扫叶山房、同文书局这些老字号的出版机构，虽用上了石印的技术，却无法在生产方式上创新，最终变为历史。脱胎于外资出版机构的商务印书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强。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足鼎立的格局，正是近代上海的中国出版机构风流最盛之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思想成果，也源源不断地从这些出版机构里化身书籍，影响大众。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翻译馆外貌照片
在晚清众多的译书机构中，以上海江南制造局下属的翻译馆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江南制造局在1868年6月正式成立翻译馆后，建立了华洋译员相结合的翻译队伍，以西译中述的译书方法，创立了一套影响至今的翻译原则，从1871年开始正式陆续出书。
▲徐寿、华衡芳、徐建寅在翻译馆
该馆所译之书以清政府“特译紧要之书”为原则，优先翻译兵工制造方面的内容，其数量按类别为序是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社会科学，历年译书出版总量约200种。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40余年的历史中，所译图书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对西方科技知识的在华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清末变法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也为中国近代科技翻译出版培养了人才。
近代中国主动引进西学 随着文化交流的加深，中国人在认识、了解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逐渐表现出了更多的主动性、积极性，经过理性的学习吸收，逐渐发展到主动传播推广来自西方世界的知识和文化。 语言学领域最容易看到这股潮流的涌现，因为语言是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 1868年，邝其照在香港出版了第一部由中国人自主编纂的英汉词典《字典集成》。1902年，谢洪赉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出版，该书是国人编纂的第一部英汉双解词典，严复等人对此书评价甚高。 而近代著名的外交家颜惠庆，在1908年主持完成了《英华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该词典收录了12万条词条，印刷极为精美，体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印刷的最高水平。 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样是文化交流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人对西方新知识的学习在民国时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最初的编纂工具书、翻译外文著作，发展到可以用外语发表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之下，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己的发言权。 在文献中最常见的是各大高等学府的校刊之类，例如震旦大学的《震旦医刊》就经常有中国学生用法语发表的论文。也有专家学者撰述的外文专著，比如李济博士的人类学著作《中华民族的构成》（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伍连德博士等人编著的《论疫病：医务和公共卫生工作指南》（Plague：a guide for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workers）等等。 徐家汇藏书楼与中西文化交流
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丰富中外文馆藏，为中外研究者提供了文献支持，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徐宗泽
徐光启的直系后裔，徐宗泽神父，在徐家汇藏书楼工作20多年，除致力于馆藏文献建设外，还于1930年以藏书楼所藏清代刻本为底本，补校重印了《超性学要》（又名《神学大全》）这部西方经院哲学的重要代表著作。延续了从徐光启开始的西学东渐历程。
▲徐宗泽在藏书楼工作照
同样在1930年代，匈牙利籍学者马骏生（Eugene Zsamar）于徐家汇藏书楼开始实践他的宏大设想：将中文词汇以百科全书的方式，编辑成包括匈牙利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及拉丁语在内的五种外语辞典。之后，经过70多年，300多位学者的努力，2001年在巴黎，一部侧重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式的辞典《利氏汉法辞典》的编纂宣告竣工。2015年，徐家汇藏书楼收到法国利氏汉法辞典协会捐赠的《利氏汉法辞典》。完成了这段历时漫长的东学西传的文化交流之旅。
▲《利氏汉法辞典》捐赠仪式
TIPS
徐家汇藏书楼是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近代图书馆，隶属于耶稣会总院，最初仅供耶稣会士藏书与阅览之用。
▲藏书楼大书房二楼内景
现存的徐家汇藏书楼北楼建于1896至1897年间，为两层坡顶西式建筑。内部则兼具东西文化风格：一楼书库原藏中文古籍，格局暗合“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中国传统建筑堪舆理论；二楼为欧洲传统图书室建筑风格，分类布局为欧洲教会图书馆式样，收藏西文书籍。
▲藏书楼大书房二楼内景
南楼建于1867至1868年间，原为耶稣会总院所在地。1931年楼体由三层扩建为四层外廊西式建筑，现也成为徐家汇藏书楼的一部分。
▲南楼阳台
徐家汇藏书楼原藏约有8万余册西文藏书，依照天主教会图书分类法分为36类，以拉丁文、法文、英文最多，尤以1800年之前出版的珍本书为最著名。除此以外，原租界工部局图书馆、亚洲文会图书馆、海光图书馆、尚贤堂等文化机构的藏书，在解放以后相继并入徐家汇藏书楼。这些藏书单位的收藏各具特色，其中亚洲文会图书馆以其所藏的东南亚及中国问题的图书资料最为著名，曾被誉为是“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海光图书馆及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创立的尚贤堂收藏有一定数量的文史、律法以及与中国政治相关的史料；工部局图书馆馆藏内容则以小说等消遣类读物为主。
▲罗氏藏书
2010年，瑞典藏书家罗闻达（Bjorn Lowendahl）先生积二十余年的精力和财力，在欧美图书界广泛收罗而成的“罗氏藏书”，落户徐家汇藏书楼。在这批与中国文化相关的1551种西文古籍中，有拉丁文、法文、英文等10多个语种，体裁涵盖了游记、日记、书信、专著、译著等，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科学、历史、宗教、思想、语言等，尤其是西方来华传教士的重要著作搜罗齐全，刊本多样且版本珍稀，可谓是一个资料丰富的中国学研究的宝库。
▲摇篮本
藏书中最为珍贵是1477年威尼斯出版的拉丁语《世界各地》和1480年米兰出版的意大利语《曼德维尔游记》，这两种摇篮本的入藏更是填补了上海图书馆馆藏无摇篮本的空白。罗氏藏书的入藏完善了上海图书馆的藏书结构，也为同年在沪召开的世博会增添了富有寓意的一笔。
如今，已有将近170年历史的徐家汇藏书楼依然耸立于繁华的商业都市之中，发挥着文献典藏、阅览服务、文献开发研究和会展旅游等社会文化功能，它既是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产物，更是弥足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的经验与展望”学术交流会
▲瑞典藏书家罗闻达先生遗赠入藏仪式 近年来，上海图书馆始终重视文献建设，2010年从瑞典引进了包含摇篮本在内的中西交流主题的“罗氏藏书”1551种；2015年再次调整馆藏，开放了原徐家汇藏书楼所藏的近2000种5000多册自明末至民国的珍贵中文文献的阅览服务。 为了进一步“优化服务，精致服务”，2015年5月25日，上海图书馆吴建中馆长为“上海图书馆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揭牌，并聘请了京沪两地的8位教授为首批特约研究员。
▲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揭牌仪式 经过一年的运行与探索，在2016年5月30日，为加强内涵建设，上海图书馆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首批七家学术机构合作成立“教学与研究基地”。
▲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教学与研究基地揭牌仪式 这几家机构在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领域都颇具实力，研究力量与成果位居国内前茅。此次与上海图书馆联手，将以建设国内和世界著名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服务中心、资源中心；上海与国内重要的促进中西文化研究的学术交流中心；以及向公众传播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知识的宣传教育场所，培养中西文化研究专业人才为目标。 同时，通过合作，更好地揭示、开放、利用上海图书馆馆藏的近500年来出版的中西文化交流文献，为研究者们提供更为及时、高效的文献服务以及教育教学空间。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暑期研修班 “资料中心”成立以来，围绕上述目标，在馆所、历史文献中心各级领导的带领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组织了各类活动，从软硬件两方面进行提升，为“资料中心”打开了初步的局面。
▲《鲁拜集》最新中译本三种“上图首发”仪式 “资料中心”通过主题文献展、学术讲座、硕博士文献课、研讨会、成果发布会等不同形式的活动，并与合作机构共同开发相关文献，进行中西文化交流文献的整理、数字化以及数据库建设，为合作机构提供各类深度定制服务，使各合作机构在培养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人才方面，得到优质的文献服务保障。
▲“天主教的海外活动与文化交流”学术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