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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徐家汇丨讲述人:高承楣

高承楣

1929年12月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团校,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机关党委文书、华东财经委员会团委宣传干部。1952年1月,参与接管百代唱片公司。在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工作期间,曾任工程师、经济师、技术科长、经营科长。期间,曾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那棵百年银杏树

作者:高承楣

1952年1月20日,我接到调令,与其他两位老同志去接收百代唱片公司。此时,我刚从华东团校毕业,正在华东财经委员会团委做宣传干部。那时,百代唱片公司的正门在徐家汇路1434号(现肇嘉浜路),面临一条又臭又黑的肇嘉浜,两岸都是破烂不堪的棚户,唯一显示生机的是百代公司里那棵百年银杏树。

百代唱片公司有好几栋小洋楼,录音棚设在衡山路上小红楼内。这幢建造于1914年的小洋楼,因为屋顶及外墙都是红色,所以被叫作“小红楼”。小洋楼有三层,底层是录音控制室、演唱人员的休息室及会客厅,二楼是经理的生活居住地,三楼顶层是编辑人员的办公地。东面有一大间,聂耳、冼星海、任光等都曾在这里待过。《义勇军进行曲》《渔光曲》《大路歌》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都通过灌制唱片从这里传播出去。我们到达的时候,门口已有解放军站岗。

1948年底,百代唱片公司的人员一部分去了香港,一部分去了新加坡,留下三十多人看守。留守的录音师是一名白俄人,名字叫费德洛夫,他住在小红楼的裙楼里。我对他说“我们来接管了,你可以走了。”他显得很不高兴,临走的时候用脚去踢他曾经睡过的那张席梦思大床。我警告他:“你不可以踢的,这张床已经属于公家财产了。”那个时候,百代唱片公司的厂长是法国人默赛,他住的那栋小楼靠近肇嘉浜路。英国人梅林是百代公司的大班。接管以后,我一个人住在小红楼里。因为花园太大,树木太多,又多年没有人打理,杂草丛生,给人一种《聊斋》中狐仙出没的感觉。我有些害怕,所以每天晚饭之后去小红楼,都是沿肇嘉浜路围墙外面走到衡山路。衡山路上有2路有轨电车和42路公交车终点站。

我住进去不久,就听老职工说,老外走了以后,晚上常能看到梅林大班穿着白色的衣服,在园子里面游荡,又听说,他经常去小红楼的客厅弹钢琴。听了以后还真有些毛骨悚然。我起先不信,一天晚上,我已经睡去,迷迷糊糊中,果真听到了钢琴声。是梅林大班回来了么?有谁在录音棚里弹琴呢?第二天,我将此事汇报给了有关部门,军管会后又加派了解放军守在小红楼的门口。到了半夜,守在门口的战士也听到了钢琴声。大家更加紧张了,仔细搜寻,结果发现琴声是从对面的洋房里传出来的。

1952年3月,原大中华唱片厂、胜利唱片公司与百代公司合并,归中央广播事业局管理。我与工人们一起清点财产,又把散失的工人找回来。那些停产多年的机器经过检修,终于在3月5日又运转起来了,同年6月1日,停了多年的小红楼录音棚里开始录制第一张唱片《新疆好》。随后合并进来的几家工厂中包括歌林唱针厂。金嗓子周璇的前夫严华,就是歌林唱针厂的厂长。严华当时的名字叫严又新,后来他与著名音乐家黎锦光、戏曲艺术家徐以礼等组建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不久唱片厂便开始编辑、录制唱片。新中国的唱片事业发展也由此拉开了序幕。第一批中密纹唱片,第一张薄膜唱片,都是在这里研制成功的。

时光的隧道,犹如列车一般飞驰而过,当年我从繁华的南京路外滩去到市区边缘冷清的徐家汇,距今已是整整60年。当年那里只有2路有轨电车和42路公交车的终点站,现在不仅有多条公交车经过,更有地铁纵横交错于徐家汇地下,终日车水马龙。百代公司的老厂房虽早已不在,但小红楼还依旧隐立在高耸的梧桐树荫中。

虽然没有了“夜来香”的小花园,但如今的徐家汇公园,依然绿地如茵,那棵百年银杏树还静静耸立在小红楼旁,守望着衡山路和小红楼。

本篇文章出自《我和徐家汇》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海派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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